韩福东/文 玻璃大王曹德旺将工厂开到了美国，他怀揣了一个听上去很高尚的梦想：“我们不是要赚多少钱，而是要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这番话缺少企业家身份的基本诚意，毕竟不想赚钱的企业家是不道德的。

曹德旺错位的自我标榜，也从上而下延展到美国工厂的其他层面。而最具形式感的错位恐怕在于，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试图拯救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濒于灭亡的制造业。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制片人身份参与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中，类似的张力和冲突随处可见。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斗智斗勇的故事，它8月21日在奈飞上线以来，迅速在中美两国刷屏，带给我们对中美企业文化差异和现代商业文明的无尽沉思。

曹德旺将工厂开进美国，此前已在国内舆论界引发讨论。所谓的“曹德旺之问”，将中国高税负、高成本的一面展现出来。他去美国开拓新市场，显然有着清晰的成本收益考量。赚钱是第一位的，他并没有丧失企业家最基本的道德。

但同时，曹德旺也意识到美国工人绝不会像中国工人这样容易管理。从一开始，他就故意低姿态示好，包括在美国工厂重要场地刻意只挂与美国相关的图画，“入乡随俗，不要刺激他们。”不过，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很快这里就变成中美国旗并列的悬挂方式。深层次的冲突不可避免，表面文章对此提供不了解决方案。

曹德旺的美国工厂开在俄亥俄州代顿市郊区，通用汽车公司废弃的厂房既宣示了这里曾经的工业辉煌，也揭橥出它正面临的制造业衰落困境。曹德旺的出现，宛如一个救世主，给当地密布的失业人群带来希望。他们雇佣关系的开始，像蜜月一样甜蜜。

但这种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从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出，矛盾首先体现在强制加班上：中国方面觉得美国工人太懒，可不可以强制他们加班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一个中国主管说：“我告诉他们中国就是强制加班的，我也不他妈管他，愿哪告就去哪告”；美国工人则认为，中国高管不尊重人，没有任何鼓励，甚至“不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一个工人抱怨说：一个同事因为住院一周，而被炒鱿鱼了，我要是生病了该怎么办？

另一个核心矛盾体现在安全防护上。福耀美国工厂的车间只有一个门，中国工人视为理所当然，美国工人则担心如果发生火灾会被困住；中国工人习惯于站架式叉车承担两倍负重，美国工人则觉得太危险而不肯这样操作；福耀中国总部的工人不带安全防护镜和防割手套捡拾碎玻璃，美国工人觉得这太疯狂……一个在通用工作15年没受过工伤的美国工人，在福耀很快拄了拐杖，进一步加固了美国工人对安全的担心。

美国工人那么期待这份工作，但离职却又如此普遍。福耀美国工厂现在有中美工人2300人，但至少先后有3000多人“来来去去被炒或辞职”，这是中美企业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数字化体现。 美国工人对安全和权益的执念，最终体现在要求成立工会上。围绕工会的斗争，成为纪录片《美国工厂》的核心线索。随着冲突风暴的来临，曹德旺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更本质的思维：“我给了美国高管很好待遇，为什么他们不做反对工会的事呢？我觉得是对中国的敌视。”他开掉了美国总裁、副总裁，任命了华人总经理，并把所有任高管的美国人都降了级。